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,中日双方在日本马关的谈判中,日方可谓是牢牢按住了大清的死穴。只要李鸿章一在条款上讨价还价,伊藤博文就恐吓他,说要挥师西进,直取北京。

光绪二十年,清日两国矛盾激化,战端开启。不到一年时间,清军在水陆两个战场接连战败,被迫向日本求和。光绪二十一年,清朝委派全权大使李鸿章在日本马关与日本议和,签订了着名的《马关条约》。

伊藤博文的威胁显然是奏效的。身处北京的慈禧和光绪,是真的害怕有朝一日让日本兵打到紫禁城,闹出大清太后和皇帝无家可归的大笑话,因此只好考虑“宗社为重,边徼为轻”,用国家边陲疆土,来换取京都的一时安宁。他们给远在日本的李鸿章发了一道上谕,责令李鸿章尽快答应日本人的要求,让对方赶紧撤兵。

议和条款的签订,清朝不仅向日本割让大片领土,还要赔偿巨额军费,是晚清历史上一次重大的耻辱外交。虽然李鸿章在马关条约上签字画押,意味着清政府正式承认了战败的结果,但仍有许多有血性的国人,不愿意接受这种屈辱的和约,要求与日本死战到底。

“如竟无可商议,即遵前旨与之定约。钦此。”

当时在京城中,由一批学子向光绪皇帝上书,发起的针对清日战争的拒和再战运动,史称“公车上书”。

光绪在《马关条约》上签字用玺,标志着有史以来,中国第一次正式向日本这个一衣带水的后辈晚生屈膝投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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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绪签字,是代表大清国承认战败,但并非所有中国人都已屈服。李鸿章可能觉得,他在日本差点丢了性命,给大清“省”下一亿两白银,已经非常不易。可在大部分中国人看来,日本狮子大开口所提的条件,仍是不可接受的。

在汉朝时,有用公家车马载送应举之人入京的传统,因此后世用公车指代举人。所谓公车上书,即当年在京参加会试的举人联合上书的事件。其中一位非常着名的活跃人士,乃晚清维新派代表康有为。

许多有识之士提出,辽东和台湾绝不可弃,应该撕毁《马关条约》,与日本再次决一死战。而且,这些人不全是空有一腔热血的愤世嫉俗青年,他们的建议中,不乏具有可行性的举措。

在公车上书事件中,康有为等数千举人集会拟稿,写下了数万言的《上清帝第二书》。关于这份上书最后有没有上,至今还有许多争论,不过在这篇上书中,康有为等人强烈要求清廷拒和再战,并提出了一些具体措施。其中比较有意思的一条,是建议清政府迁都。

有人认为,日本举国出征,国内防守势必空虚,应再派水师直捣倭国本土,用围魏救赵的方式解北京兵围。也有人提议,既然日本以攻占北京为要挟,那只要大清迁都,日本就失去了手中的筹码,则毁约再战,相持日久,最终鹿死谁手尚未可知。

关于清朝迁都的提议,康有为不是第一个。在此之前,清廷内部的汤寿潜、郑观应等人,也发起过迁都的倡议。理由很简单,北京作为首都,距离出海口太近,清朝又没有一支经过实战检验的强大海军,导致都城容易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。李鸿章的老朋友戈登回国前,亦对清朝提出过这个警告。

这两种建议,都有一定的道理。在这里,我们重点谈谈第二种:迁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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迁都之议,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就有人提出过,后来因为种种原因,并未实际施行。三十五年后,洋人再次威胁京师之时,人们又再次想起了迁都这一方案。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,是康有为。

事实上,甲午战争中清廷这么快就认输投降,最大的原因就是日军对京师的威胁。在马关谈判期间,日本首相伊藤博文曾威胁李鸿章,若不答应日方提出的条件,将挥师西进,直取清朝都城。一旦京师震动,整个国家立刻会乱作一团,这是清方最大的一个软肋。

康有为是大清迁都论的忠实拥趸。据康有为自称,在他一生中,至少有三次提出过迁都的建议。

既然康有为认为北京不适合作为大清的都城,那么哪座城市是他心目中的首选呢?在这份上书中,康有为提出了几个可以考虑的选项,并分析了其中利弊:

至于为何是“自称”,我们后面再讲。

“若夫建都之地,北出热河、辽沈,则更迫强敌;南入汴梁、金梁,
则非控天险;入蜀则太深;都晋则太近。天府之腴,崤函之固,莫如秦中。”

康有为第一次提议迁都,是在1895年,《马关条约》签订之后。康有为在当时,写下了一篇洋洋洒洒近两万言的《上清帝第二书》,阐述了他关于迁都拒和的策略。这也是历史上著名的“公车上书”事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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说句题外话,“公车上书”,并不是指康有为从广东搭公车到北京上书。公车是举人的代称,举人也就是学子。如此看来,中国在国际外交的失败,引发了国内学生运动,这倒算得上破天荒第一遭。

若要迁都,有东南西北四个方向。东边只有天津,更近出海口,不作为考虑选项。若往北走,则离清朝的两个强敌日俄更近,不宜考虑;若往南走,南方虽然富庶,但没有天险可守,也太过危险。所以唯一的选项是往西。而西边的城市中,山川险固,经济也相对发达的,只有陕西西安。

康有为在上书中提出“下诏鼓天下之气,迁都定天下之本,练兵强天下之势,变法成天下之治”四大方略,其中迁都,是釜底抽薪的“定本”之计。

康有为这条建议,虽然听起来挺像回事,但清廷是不会采纳的。要迁都与日本再战,首先清廷不想打,也打不起。清末时清廷对全国局势掌控力已经大大削弱,一旦都城迁徙,难保不会导致内部先出乱子,所以慈禧太后宁愿割地赔款,亦不肯轻易迁都,就是为了要保住清朝政权的缘故。

定本,定的是国本,是天下之本。只有国家根基稳固,才能练兵自强,变通新法。如今大清屡遭外侮,国本不固是主因之一,其根源在于近代以来,北京天险尽失。距离海口过近,使北京成为无险可守之地,这也导致清方在谈判桌上处于极端被动的难堪处境,“日本之于台湾,未加一矢,大言恫喝,全岛已割。”若坐以待毙,以后每个国家都来威言恫吓一番,大清都得乖乖割地,最终难免落得瓜分豆剖的下场。

当然,康有为的建议,也不是完全没用。甲午战败的结果,让清廷意识到京师并不稳固,需要在其他城市承担一定陪都的角色,一旦有变,可以作为临时都城使用。后来的庚子之乱中,慈禧为躲避八国联军,迅速逃到西安避难,便也是吸取了甲午战败的教训。

对于新都的选址,康有为也在上书中提出了自己的主张。

“若夫建都之地,北出热河、辽沈,则更迫强敌;南入汴梁、金梁,
则非控天险;入蜀则太深;都晋则太近。天府之腴,崤函之固,莫如秦中。”

康有为将自已认为合适的建都之地,选在了西安。

康有为想以西安为大清新都,看中的是它深居内陆,远离出海口,又有函谷关、潼关天险可守,可以避免戈登所说的,“洋兵易于长驱直入,无能阻挡。”而更直接的好处,是暂时远离了辽东日本军队的威胁。如此一来,则是战是和,还能从长计议。

从当时的形势来看,康有为提出迁都西安,是有其可取之处的。日本倾举国之力来伐,若清廷真能下定决心,与日本进行持久战,最终也许能拼一个“惨胜”的结果。这对许多国人而言,是比屈辱求和要好得多的结局。

然而,康有为毕竟是远离朝堂的草野之人,此时的他,还不知道光绪皇帝是慈禧太后的一个扯线木偶。因此康有为的目标很宏伟,但提出的实现方法却很幼稚,根本无法操作。他认为,只要皇上向群臣“讲明利害”,就能“急断乃成,亟法汉高,即日移驾,奉皇太后巡于陕西。”

据说康有为这份上书被都察院驳回,没有让光绪读到。如果光绪读到了,不知道会不会在心里大骂康有为一顿:你还让我效法汉高帝。有太后在,我能当个汉献帝就不错了。

另外,即便慈禧和光绪真的为了暂避风头,迁都到西安,但要他们卧薪尝胆,向日本“示之以虽百战百败,沿海糜烂,必不为和”,以破釜沉舟的决心,与日本进行长期全面抗战,也是很不现实。实际上,彼时之大清朝廷,对打持久战既无充分远见,也无足够魄力。况且,那个享受惯了奢华生活的慈禧老太太,又怎么愿意去吃这种苦呢?

上位者们只想尽快息事宁人,加上中日议和也已是既成事实,因此最终迁都西安之议,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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